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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从单独二孩实践看中国人口决策的缺陷--BBC 中文网  

2014-12-25 21:00:05|  分类: 阅读与欣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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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政治勇气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政治勇气


点评中国: 从单独二孩实践看中国人口决策的缺陷

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

BBC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4/12/141222_cr_singlechildpolicy

    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经济蓝皮书》,副院长蔡昉呼吁尽快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看来蔡昉的观点发生了巨变。

    2012年他领衔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预测全面二孩,生育率(孩子/妇女)会反弹到4.4,每年出生4700万;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达2.4。因此反对全面二孩。

    单独二孩实践表明他们的预测错的离谱。蔡昉在蓝皮书上也改口说:单独二孩生育率只能提升到1.6;全面二孩甚至更大幅度调整,生育率也只能达1.94。其实他的新建议仍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看看单独二孩实践。我在《经济观察报》的《停止计划生育后会补偿性出生多少人?》,根据单独二孩申请,推测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

    我的分析还过于乐观,因为山东的数据有大量水分。截至1031日,全国只批准83.8万例申请,山东竟占其1/4!山东与河南是邻省,文化接近,人口相当,同时放开单独二孩,河南在185天内只批准26177例申请,而山东在154天内却批准20.73万例!即便山东日均申请数是河南的2.5倍,到10月底也只批准5.45万例,全国只批准68.5万例,那么合计只会多生102万人(远低于翟振武所预测的1000万),生育率只能在1.2左右(远低于蔡昉2012年预测的2.4,也低于他最近预测的1.6);全面二孩的话,合计只会多生1013万人(远低于翟振武预测的9700万),峰值生育率达不到1.7

    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能达1.9就不错了,几年后将回落到1.6,然后沿着台湾、韩国的老路(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1年、23年,2013年的生育率只1.071.19)下降,总人口很难达14亿,今后面临的是人口锐减和极端老化,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也将是“新常态”。

    蔡昉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从单独二孩实践可看出中国智库体系存在致命缺陷,滞后于美国上百年。学者揣磨领导意图、进行“科学诠释”,根据“政治”而不是“学术”下结论;久之,既丧失了承认、说出真相的勇气,又丧失了“科学论证”的能力。

    比如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普查显示只1.22,说明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停止计划生育。而即便1980年、2005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人口也达不到16亿、15亿。我在2004年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只能达1.81.9”,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但是2004年顾宝昌、翟振武等人口学家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认为2000年出生1771万,将生育率修改为1.6;其实2000年普查0岁人口只1370万,2010年普查10岁人口只1445万,2013年初二、初三学生平均只1472万。他们预测全面放开二孩,人口将达16.07亿;建议采取为期15年的过渡方案,到2020年全面二孩,生育率能稳定在2.0,总人口会达14.7亿。主观上,他们在推动政策调整;客观上,仍是“人口恐吓”。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提出“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2009年网民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但2009年顾宝昌、彭希哲等人的《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却认为“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生育率”是1.6,并将1.6作为最佳生育率预测。2010年普查证实生育率只1.18;但是2011年在清华开会,“多位与会人口学者”却认为有1.6,彭希哲更是在《科学》上发文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生育率为1.63,意味着人口政策根本不用调整!

    1994年彭佩云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的《行动纲领》;《纲领》反对生育的“配额、指标、强制”。顾宝昌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长期顾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际合作部部长,熟知《纲领》,但是2004年、2009年两次联名建议对《纲领》都只字不提;2004年到2014年的各类建议全是“配额和指标”。

    颈动脉体的正常作用是监测血氧,高血压患者的颈动脉体给大脑传输“血氧过低”的错误信号。智库相当于决策的“颈动脉体”,中国主流人口学家给决策层发出错误信息,而自己却以政策推动者自居,在努力说服顽固的决策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政治勇气;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是因为蔡昉、翟振武课题组预测:全面二孩,每年将出生4700万、4995万,将超“15亿人口上限”。面对这种恐吓,即便秦皇、汉帝再世也不敢停止计划生育!

    翟振武20143月在《人口研究》上还坚持说全面二孩后每年出生4995万,但11月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上又改口说只会出生3100-3850万。蔡昉现在改口说全面二孩甚至更大幅度调整,生育率只能达1.94(出生2000万)。他们的观点可以变来变去,但每年损失的数百万人命能复活?我与主流人口学家没有私仇,只有公愤!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倒查机制”,呼格吉勒图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已被“追责”调查。但是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能够承担得起因为误导决策而累计损失的上亿人命的历史责任?

    我要重申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中的一个观点: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学术的多样性对学者是一种保护,学者的错误能被他人纠正,不必为学术的失误承担政治风险,决策的科学性也得以提高。对于决策层来说,不要将学者(尤其是主流学者)太当回事,也不要将学者(尤其是独立学者)太不当回事。人命关天的教训,中国该全面反思目前的决策智库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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